南街村模式能拯救貧窮的農村嗎？

梁鴻的《中國在粱莊》出版以后，描述農村的書大量涌現，比如熊培云的《一個村莊里的中國》，這些書從不同角度書寫中國農村。

新近出版的《崖邊報告：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》便是眾多著作之一，該書出版于2015年8月，作者閻海軍。2015年10月，因各家門戶網站的轉載報道躍入大眾視野。

不同于梁鴻和熊培云的專業學者身份，閆海軍供職媒體，常年與農民打交道，文字更加質樸。

不過，閻海軍并沒有因為生于農村，是農民的兒子，就為故鄉遮羞。在《崖邊報告》一書中，他通過對崖邊村婚姻，家庭，教育，遷徙等諸多現象的描寫，為讀者勾勒出一幅農民逃離農村，農村產業衰敗，傳統道德秩序崩潰的圖景，繼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建議。

盡管閻海軍對農村諸多現象的描寫很到位，情感表露真實，但在筆者看來，閻海軍對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分析，以及提出的解決辦法，并不深入，甚至“偏離軌道”.以此言之，這本書是觀察中國農村的切入口，但卻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指導手冊。

《崖邊報告》對農村現狀的描寫很到位

閻海軍出生在崖邊村，是村里少數通過讀書走出去的人，盡管他常年在城市工作，但父母大哥都還在農村，因此經常返鄉。閻海軍從事的工作也與農村有關，因此對農村懷有深厚的情感，本書在感性描述上，很真實，能給讀者一種思鄉之感，也能真切體會到作者對故土的殷切期盼。

閻海軍雖然靠讀書逃離農村，但他并不諱言自己當初并不知道讀書的目的何在。閻海軍自述說：“五年級的時候，我就開始向往中學。我不向往中學到底能學到什么知識，我向往上中學以后，可以自己動手做飯……住校以后的獨立自主生活，是我向往的根源。”閻海軍的自述，是多數農村孩子的寫照，盡管有“知識改變命運”的宣傳，但多數農村孩子并不明白其中中的含義，即便明白，這也是條艱難的路，對于他們來說，他們并未見過多少“知識改變命運”的案例，讀書與否，對他們來說是義務教育的要求。

正因為這樣的成長經歷，閻海軍對故土的觀察要比一般田野調查深入得多。他熟悉崖邊村的人情世故，知道每個人的過去，對村里的現狀也了如指掌，因此書里的敘述真實而生動，他毫不隱晦地揭露了崖邊村存在的各類丑陋現象：

光棍宋順順為了脫單，在外打工時與自己親表妹同居，將“生米煮成熟飯”,逼迫姨媽將女兒嫁給自己。

甘肅廣泛存在的彩禮現象，相對于甘肅農民的收入，彩禮是一筆巨額開銷，對女方父母而言，拿彩禮嫁女兒與賣女兒差不多，崖邊村亦不例外。

厲敬明的兒子厲又艮不愿給他養老，生病的時候也不找醫生，絕望的厲敬明在一次生病后選擇絕食自殺。盡管村里人都知道厲敬明是被餓死的，但對厲又艮而言，父親是病死的。厲又艮甚至還公開斥責別人不孝順：“我最看不慣不孝敬老人的人，你爹白生了你，你小心我揍你。”

閻海軍描述的這些現象，并非甘肅農村的個例，中國大多數農村，這類現象都司空見慣，閻海軍的不隱晦，為讀者揭露了一個真實的農村，與人們想象中的詩意田園相去甚遠。

除了描寫現狀，閻海軍還將這些情形同自己的童年時期對比，在他的回憶中，當時的村中生活是這樣的：“老人安享晚年，中青年躬耕農事，少年成群結隊嬉戲打鬧，村莊雞鳴犬吠，人聲接耳；進入年關歲尾，各類民俗文化活動上演，村莊會更加熱鬧。”而這番情景，才是世人心目中的田園生活。

但其實，閻海軍的描述與當年的真實情況相去甚遠，更多的是自己的臆想。在《崖邊報告》后文里，閻海軍對自己的童年生活有另一番描述：“從我記事起，崖邊的生活一直是拮據的……一天兩頓飯，每天離不開漿水……每每面對去學校要背黑面饃饃的境況時，我總要拉下臉，十二分的不情愿。”這才是當年農村的真實生活。

也許因為這樣的矛盾心理，閻海軍對農村現狀的原因分析就顯得不那么到位，甚至顧此失彼。

南街村模式能拯救貧窮的農村嗎？

《崖邊報告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
小農經濟與城鄉剪刀差導致農村貧困

如同中國多數農村一樣，崖邊村也經歷了“三年自然災害”,不同的是，崖邊村的饑餓程度要遠超全國其他地區。崖邊所在的通渭縣，隸屬于甘肅省定西市，是當年甘肅浮夸風最嚴重的地區，由于虛報糧食產量，大量抽調青壯年去煉鋼鐵，修建“引洮工程”,導致農村勞動力缺乏，饑餓來臨時，崖邊村毫無招架之力，餓死很多人。（關于通渭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的情況，可參靠楊顯惠所著《定西孤兒院紀事》）

“三年自然災害”結束后的統計顯示，崖邊村人口由222人減少到145人，其中死亡59人，絕大多數是餓死的（四分之一人口餓死，每家都有人餓死，甚至有的人家死絕了）。

崖邊村的隱痛是時代的縮影，無數個“崖邊村”的犧牲換來了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，也昭示了集體化生產下農村物質嚴重不足的現實。因此，實行包產到戶后，崖邊人全情投入到生產中，干勁十足，加上農藥、化肥、優良種子的推廣使用，崖邊村基本告別了饑餓，但離富裕還很遠。

閻海軍認為城鄉剪刀差，小農經濟，沉重的稅收負擔，國家投入不足是導致農村貧困的原因。特別是小農經濟，閻海軍寫道“小農經濟助長了農民的自私情緒，人人為己，事事利己成了常態。”農民之間缺少合作，貧富分化逐漸凸顯，農民的抗風險能力不足，使得農村難以擺脫貧困的面貌。

誠然，小農經濟是導致農村貧困的原因（但并非唯一原因）。黃宗智對中國的小農經濟有過深刻考察，在《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》一書中，黃宗智用“內卷化”分析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，他認為明清以來，在人口壓力下，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“糊口經濟”,農村生產采用大量投入勞動力的方式，總產量雖有增長，但卻沒有發展。

在《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》一書中，黃宗智分析了為什么小農愿意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巨大勞動力：“因為這樣的勞動力對他（小農）來說，只需要很低的‘機會成本’（因缺乏其他的就業可能），而這種勞力的酬勞，對一個在生存邊緣掙扎的小農消費者來說，具有極高的‘邊際效用’”.從黃宗智的分析可以看出，中國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，因為缺乏就業出路，只能采用過密化的生產模式。

小農經濟確實能在短期內提高總產量，但長期來看，并不能促進生產發展，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，為生存掙扎。這也是為什么包產到戶初期，全國農村都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，但卻長期都不能實現富裕的原因，因為農民沒有其他出路。

之所以農民沒有出路，原因在于中國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化結構，這導致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剪刀差，農村付出大量犧牲換來城市的進步，但城市卻沒有對農村進行相應的反哺。目前中國的糧食收購價很低，但化肥、農藥價格很高，這使得農民辛苦一年，頂多維持收支平衡，要想發財致富幾無可能。閻海軍在書中分析了父母2010年收支情況，發現老兩口雖然吃飯不成問題，但是，經濟收入幾乎是零，這就是多數中國農村的現實寫照。

農村確實很貧困，這也引起了政府的關注，不過閻海軍認為，目前政府的扶持措施，與農村的具體情形并不匹配，甚至吃力不討好。以“低保”為例，崖邊村普遍貧困，這個錢給誰大家都有意見，于是為了“低保”,村里人際關系惡化，村民背地里大罵干部。所以，在閻海軍看來，這種單純的扶持政策不能改變農村的貧困面貌。于是，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議。

南街村模式改變不了農村的貧困面貌

農村貧困，小農經濟進一步加劇農村貧困化，中國多數農村已經走到崖邊。

閻海軍分析了小崗村的歷史與現狀，認為包產到戶的小農模式解決不了農村困境。在接下來的文章中，他描述了走訪南街村的體會，通過對南街村與小崗村的對比分析，閻海軍借用原小崗村書記沈浩的話，給出了自己的結論：“學習南街村，壯大集體經濟，走向共同富裕。”

對閻海軍的這一結論，筆者難以認同。

2008年2月，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相繼報道了南街村“神話”背后的真相，梳理媒體報道，不難發現南街村神話建立的基礎：第一，通過大量銀行資金來發展經濟，而非自身積累；第二，利用外來廉價勞動力，壓低他們的工資待遇。除此之外，權力高度集中，在南街村，王宏斌一人說了算，是事實上的“人治”,毛澤東思想只被當做調節干群緊張的利器，懲治不服從領導的村民，而不是信仰。

在這種模式下，南街村短期內確實取得了令人驚奇的成就，發展速度遠超深圳，成為全國第一個億元村。但種種神話光環背后，是高達17億元的負債，為了應對債務危機，南街村2005年就背著大多數村民悄然改制，這事實上宣告了南街村神話破滅。

遺憾的是，這些輕易可以找到的媒體報道，媒體人閻海軍忽略了，他只看到南街村光鮮的一面，而沒有去追究光鮮背后的真實情形。實際上，除了巨大的債務負擔，南街村還利用“航天育種”的騙局牟利2400萬（坑其他農民），《第一財經日報》2008年對此有詳細的報道，這個細節也被閻海軍忽略了。

閻海軍認為南街村模式可以改變農村的面貌，實在難以說服人。

實際上，對中國農村的問題和解決辦法，董時進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經有過精確論述，只不過他的觀點和當時的主流意見相差太多，在歷史中被忽略了。

1950年前后，董時進發表了數篇文章反對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，董時進認為，中國農村的主要問題不在于土地分配不均，而是人口太多，土地太少，農村大量勞動力剩余。（正因為勞動力大量剩余，而又沒有其他就業出路，中國農村才出現了“內卷化”趨勢，相關論述可參考前文所舉的黃宗智著作）平分土地后，土地被分成小塊，將難以進行機械化耕種，農民也沒有致富的可能。

董時進認為民國時期中國社會混亂，農民貧窮，根源不在于土地不均，而是戰事連綿不斷，治安不好，苛捐雜稅繁重，加之自然災害頻繁，產業不興（工業等實業）。（參見《土地分配問題》，董時進，1948年）因此董時進從根本上不贊成土改，不能簡單的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后分給農民，這對地主不公，也對農民不負責。

反對土改的同時，董時進提出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，例如推廣良種，興修水利，提高復種指數，推廣美國式的農場，實現機械化、化學化。（參見《看歷史》2010年第8期，熊景明文《“先知”董時進》）董時進對中國農村有不少預言，事后看來都一一應驗了。

因此，在筆者看來，要改變中國農村的貧窮面貌，不妨沿著董時進的思路出發：第一，用技術改良的方式改進農業，依靠科技的力量；第二，“殖產興業”,農村要實現規模化生產，農業之外要發展工業、服務業，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就業機會，告別“內卷化”;第三，在教育上幫助農民，授人以漁；第四，真正給予農民公民權，使他們對國家大事能夠有發言權，而不只是成為國家發展的犧牲品。

當然，要做到上述幾點，任重道遠，需要技術的進步，需要國家層面的教育、政策扶持，也需要農民站出來為自身權益斗爭。雖然很艱難，但也需要一步一步去做，閻海軍在書中提出的一些措施，如取消戶籍，消除城鄉二元化都有可取之處，但南街村模式卻是不可取的，也沒有那么多勞動力愿意離開家鄉去建設別人的村莊。

中國農村今天依然貧困，但不幸者中的幸運是，人們已經注意到了農村面臨的問題，越來越多人開始為農民發聲，為農民書寫，閻海軍作為農村走向城市的代表，其對農村種種現象的描述，值得城市人去閱讀，通過這本書，人們可以發現另一個中國，窺見另一群同胞的生活。

結語：

毋庸諱言，中國農村已經走到了懸崖邊，三農問題確實很危險，現在不解決必將拖累中國。拯救農村關鍵要給農民提供出路，而非繼續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，南街村模式并不適合多數農村，讓農民走向城市，并且過上有尊嚴的生活，才是正確方向。